▲1921年3月，邓小平（右）和他的叔父、同学邓绍圣在法国合影

邓小平的几个大学同学

作者｜李曙新

原载｜《福建党史月刊》

刊期｜1997年第11期

1926年1月，邓小平从法国来到苏联，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员。在他的同学中，有一些与他有着特殊的关系。

结为伉俪的张锡瑗

张锡瑗是河北房山县（今北京房山区）人，生于1907年，18岁时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她比邓小平小两岁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，和邓小平虽不在同一个班，相互却很熟悉，彼此印象也很好。

1926年底邓小平回国，在陕西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。张锡瑗于1927年上半年回国，在河北保定领导铁路工人罢工运动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两人都来到党中央所在地武汉，不久又先后随党中央迁到上海，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，张锡瑗在秘书处工作。两人早就互相了解，因此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。

1928年新年过后，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饭馆，两人举行了婚礼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工作人员30多人，包括周恩来夫妇、李维汉、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婚礼。

▲电影《邓小平1928》中的邓小平和张锡瑗（剧照）

婚后，他俩与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同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，周恩来夫妇住楼上，邓小平夫妇住楼下。一年半后，邓小平奉命前往广西，领导了著名的百色、龙州起义，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。他曾于1930年1月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，当时张锡瑗正住院生孩子，万万没有料到，她竟然因难产得了产褥病，几天后便去世了。生下的一个女孩也夭折了。

26岁的邓小平遭受这一不幸打击，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。

认识张锡瑗的老同志说起她时，都异口同声地称她是一个性情温和可爱、长相非常漂亮的姑娘，说一口北京话，和邓小平的感情非常好。邓小平后来也曾深情地回忆说：“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。”

成为连襟的徐冰

张锡瑗姐妹三人。大妹妹叫张锡瑞，和她一起参加革命，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，归国后在天津牺牲。小妹妹叫张晓梅，比张锡瑗小三岁，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，把她接到上海，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安排在党中央职工部工作。

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一个叫徐冰的同班同学，当时也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党中央秘书处工作。徐冰是河北人，比邓小平大一岁，他俩都是先在西欧勤工俭学（邓小平在法国，徐冰在德国）并且入党，然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。由于两人已经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，因此被学校安排在著名的第七班即“理论班”，成为同窗好友。

邓小平热心地给老同学做媒，把自己的小姨子张晓梅介绍给徐冰。不久，徐冰和张晓梅在上海结婚，邓小平和这位同学加下属成了连襟。张锡瑗逝世后，徐冰夫妇一直同邓小平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往来。

解放后，徐冰任统战部副部长，后任部长。张晓梅任北京市妇联主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徐冰夫妇均受到严厉批判和残酷折磨，双双被迫害致死。

落难起用的王稼祥

1931年8月，邓小平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，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、会昌中心县委书记、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。1933年初，他因不赞成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，拥护已遭受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领导，被“左”倾领导撤职并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，下放到边远县。这就是他一生中具有传奇色彩的“三落三起”的第一“落”。

邓小平受批判的事，被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知道了。王稼祥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员。在莫斯科留学时，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能干、才华出众。他想，把这么一个能力很强的干部下放，岂不是浪费人才吗？当时，王稼祥腹部有严重弹伤，总政治部工作基本由副主任贺昌一人承担，总政治部秘书长杨尚昆已到三军团担任政委，于是王稼祥想把邓小平要来担任代理秘书长。

可是，当他给中央有关领导打电话提议时，对方却说：“邓小平一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，又不接受批评，拒绝检查，还要考察一段时间再说。”于是，王稼祥直接给中央临时总负责博古打电话：“我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。我急等着他来工作。你看我负伤有病，杨尚昆去前方了，总政已经空了，你要是不同意他来，我也没法干了。”王稼祥的口气如此强硬，博古只好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研究，最后，同意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。

为了充分发挥邓小平的才能，王稼祥又安排他当总政治部机关报《红星报》的主编。由于有这个职务，邓小平才得以参加长征。而另几个和邓小平一起受批判的红军干部毛泽覃、古柏等，则在红军主力长征后，被“左”倾领导留在原地打游击，后来都牺牲了。

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，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，王稼祥为书记处书记，邓小平成了王稼祥的领导。不过，邓小平对于在他落难时起用过他的王稼祥，一直非常敬重。

雪里送炭的傅钟

邓小平和傅钟都是四川人，1920年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，1926年1月又一起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，分在一个班。傅钟比邓小平大四岁，担任学校党支部副书记，邓小平是班党小组长。

回国以后，傅钟去了鄂豫皖根据地，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十二师政委，后随四方面军西征。1935年6月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。在两军的会师庆祝会上，邓小平又见到了已是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老同学傅钟。

刚刚翻过雪山的邓小平告诉傅钟，在过雪山之前，他的马死了，过雪山时，别人可以拽着马尾巴前行，而他却真正是一步一步爬过来的。傅钟一听，说：“要过草地了，没有马怎么行呢？我送给你一匹。”傅钟不但给他送了一匹马，还给他送了一件狐皮大衣和一包牛肉干。有了这三样东西，衣、食、行全解决了，对邓小平来说，真是雪中送炭。

后来，邓小平就是骑着傅钟送给他的这匹马，穿着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，走完了长征的后半程。在以后频繁的战斗中，邓小平几次中弹却没有受伤，但狐皮大衣被打了几个洞，使他感到非常可惜。

邓小平后来回忆说：“过了雪山后，傅钟送给我三件宝，可真是顶了大事呀！”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傅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分道扬镳的蒋经国

蒋经国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员，而且是这一期里年龄最小的学员，入校的时候才15岁。据蒋经国回忆，编班以后，和他同位的是云泽，也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乌兰夫。

邓小平和蒋经国不同班，却因为都是小个子而有缘相识，只要是全校性的集体活动，排队时他们两人总是站在最前面第一排。蒋经国有时候随着邓小平、傅钟、任卓宣等大同学一起散步。邓小平爽朗，傅钟老成，任卓宣刻板。但是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：每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色的大围巾。有一次，蒋经国忍不住问邓小平：“你们干吗老爱围着一条大围脖呀？”

“哈！这可是我们的骄傲哩。”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起来说，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，为了想办法赚一点钱维持生活，我们就去当清洁工，这个职业工资高，干一天就能赚到一个星期的开销哩。法国的清洁工人都围着这么一条蓝围巾，所以我们也都学着围上，表示我们是‘普罗’噢。”“普罗”是法语“无产阶级”的意思，他们以无产阶级的一员而自豪。

尽管蒋经国在苏联也加入了共产党，但在回国以后，就又回到了其父的怀抱，从此与邓小平等同学分道扬镳，走上了相反的政治道路。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，这两个当年留学时的老同学，一个成了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，一个成了国民党主席和台湾地区“总统”。